第1316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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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把项目目前的基本情况简要地对老主任和梁处长介绍了一下，老主任点头道：“这样看来，这件事情操作的可能就非常的大了。如果黄省长那里每年能够给我们拨出一笔专项资金的话，这件事情就更好办了。他是常务副省长，又是省委常委，他表态了，何省长那里就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了。官场上的事情就是这样，谁大谁说了算数。”
梁处长担忧地说：“这也不一定啊。毕竟黄省长不是分管文卫的。官场上的人一般不会去插手别人分管的事情的。”
老主任说：“你说的只是一个方面，领导做事情是很讲方法的，黄省长肯定会采用比较巧妙的方式把自己的意图告诉给何省长的。这些事情我们就不要管了。小冯，你也不需要再担心我们省内领导的态度了，我看问题不大。呵呵！刚才小梁来之前我们不是在讨论中国人奴性的问题吗？其实我们的官场也是一个奴性的官场。”
我不以为然，“呵呵”地笑道：“老主任，我们不谈这个了。还是谈具体的工作吧。老主任，对不起啊，我觉得您可能把有些问题给放大了，其实我们的现实没有那么严重的。”
他即刻瞪了我一眼，“小冯，你这样说的话我还非得说说这个问题呢。以前我在位的时候不敢说，现在无所谓了。我工作了几十年，自信自己在看人、看事上还是比较清楚的。其实这些东西你们也知道，只不过不愿意、也不敢说罢了。但是你们年轻人应该了解，这样或许对你们今后有帮助。”
我不禁在心里苦笑：得，这下好了，反倒把他的谈性给激发出来了。我只好说道：“行，您说来我们听听。”
梁处长说：“老主任以前在单位里面还是经常说这样的事情的，不过都只是简单地在说。但是大家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。”
老主任去看着他，顿时就笑了，“小冯，你看看，这就是表现啊。作为省招办的处长，他绝不会也绝不敢在我们面前说出相反的意见来。这就如同小冯你不敢在省领导面前说出你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一样。这很正常。不过要深层次地去研究这个问题的话还是很有意思的。”
他这样一讲我还真的有兴趣了，“那您说来我们听听。”
老主任笑着说道：“我们中国人的奴性极重，这似乎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。但到底什么是奴性，奴性的本质是什么呢？人们如果遇到一个奴性很强的人，都会识别出这个人很奴性，但让人们说出到底什么是奴性的本质，我估计能用简炼的语言说出来的人不会很多。所谓奴性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奴隶的特性。那么什么是奴隶的特性呢？他们都有一个主子，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主子的旨意。这种简单的奴隶、主子划分只抓住奴性的一半特性。这把奴性归结于一个阶级特性，只有奴隶才可能有奴性，奴隶主没有奴性。这其实是不对的，因为奴性是一种思想状态，它不随地位的变化而变化，一个奴性的人，当其变成了主子后，他仍然是一个奴性的人。那么什么是奴性呢？我对奴性的归纳就是：无条件地服从力量比自己强大的强势方。当奴性的人变成了主子，他同样要求弱势方无条件地服从自己，所以他仍然具有奴性。中国有四个字精确地描述奴性：欺软怕硬。
奴性在社会范畴流行就形成了一种奴性文化，这种文化我称之为暴力宗教。我为什么管它叫宗教呢？宗教无非是教人对错概念。不管是什么宗教，它都告诉人们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在利益冲突中对得到利益，错失去利益。整个社会不能容忍错的事情，当人们看到错的事情，整个社会群起而攻之！那么什么是暴力宗教呢？在暴力宗教下，强大就是对，弱小就是错，在利益冲突中，强大得到利益，弱小失去利益。整个社会不能容忍弱小，当人们看到弱小者，整个社会群起而攻之。
这种暴力宗教下的社会现象被鲁迅的《阿Q》描写的栩栩如生。也基本是当今的社会形态。暴力宗教是奴性文化的基础。但如果回头看看，什么是暴力宗教呢？那不就是猴子的信仰吗？猴子是典型的没有对错概念的暴力信仰者；力量的强大就是对，没有力量就是错！力量强大者拥有全部母猴子，力量薄弱者，边上玩儿去，干点给猴王抓虱子，抚摸一下猴王的后背等溜须拍马行为。每当猴王争夺大战时，自己觉得自己有希望的猴子凶相毕露，拼命地大战一场，试图杀死猴王。其他自认为没有能力争猴王的猴子，远远地蹲在石头上看热闹。猴群一旦政变成功，新猴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屠杀所有老猴王的小猴子。这是多么像中国的改朝换代呀。
中国人的社会现象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猴群的行为极其地相像。所以暴力宗教说白了就是猴性宗教。而西方的启蒙运动对塑造西方人性格上起了很大的作用。也许，但西方启蒙运动说白了无非就是搞明白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一个动物社会最原始的对错就是暴力上的对错，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一个意识形态来产生另一套辨别对错的系统，那么这个社会必然走向猴子社会。
而中国恰恰是没有这个意识形态。我们没有一个对对错概念的绝对信仰。我们只相信暴力，赢者通吃是我们的唯一信仰，这就是暴力宗教，也就是猴子宗教。作为中国人奴性的一大特征，说到底就是中国人怕争这个事实。为什么中国人怕争呢？在一个没有对错的文化下，在一个信仰暴力的文化中，争意味这什么呢？争意味着力量的比较，力量强大者就是对，赢者通吃全部利益，常常包括输者的生命！在这种文化下，你如果已经看到自己的力量远不如对方，你还争什么呢？你再争下去，自己的生命都将搭进去。只有当你看到自己差不多时，你才会产生争的念头。且一旦你想到争，你立即就想到了杀。而迅速致对方与死地才是最正确的争。
那么西方人的争是什么回事呢？西方人有另一套对错系统，按照这套对错系统，人们产生了争的规则。满足规则的争是对的争，不满足规则的争是错的争。错了的争将把利益归还给对了的一方。这就是西方人的游戏规则，这就是西方人的法律概念。所谓法律说白了就是一整套对错系统，它在争的过程中用于判断对错，由此来解决争的结果。这就是西方人的竞争概念。在这种争的概念下，你不去争，你的利益等于零。你去争，也许你不会赢，但你也不丢失什么。绝不可能出现你把命搭进去的情况。所以西方人人去争。中国人害怕去争，因为中国没有对错概念，力量大的一方通吃所有。弱势方如果胆敢挑战强势方，他将冒着丧失生命的危险。所以中国的弱势方不敢去争，这就形成了中国人的奴性。
而西方人的争是在规则下的争，这个规则定义了对错概念。满足规则就是对，违背规则就是错，一旦证明你违背规则，你争得的利益全部归还，白忙活。在这种文化下，人们不怕争，争只能给参与争的人们带来额外的好处，不会带来坏处，争的结果再差也比不争强。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人性上没有本质的差别，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精心计算。差别只是在于争的规则，西方人有规则，中国人没有规则，所以西方人不管自己多么弱都敢去争，而中国弱者是绝对不敢去争的，因为可能丧命。如果有人认为敢争是西方人的天性，而中国人天生就是奴才。”
梁处长听了后说：“老主任，您这话……呵呵！我觉得听起来怎么这么刺耳呢？好像不是这样的吧？”
老主任顿时就笑了，“小冯，你看，他开始不赞同我的意见了。这就是进步嘛。假如我心里因为他对我的观点不赞同而生气的话，这就说明我也是造成下属奴性化的罪魁祸首。”
我这下子才明白了他说那番话的目的了，“谢谢老主任的提醒，今后我一定多听下属的意见和建议。也多听您的意见。”
他笑着对我说道：“小冯，你很聪明。看来我回来帮你的决定是正确的了。”
我笑道：“既然您对我和梁处长都看好，那我们就开始研究可行性报告的问题吧。您在这方面是专家，您先谈谈您个人的看法，然后我们再一起补充、完善好这份报告。”
老主任点头道：“来吧。我们开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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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把项目目前的基本情况简要地对老主任和梁处长介绍了一下，老主任点头道：“这样看来，这件事情操作的可能就非常的大了。如果黄省长那里每年能够给我们拨出一笔专项资金的话，这件事情就更好办了。他是常务副省长，又是省委常委，他表态了，何省长那里就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了。官场上的事情就是这样，谁大谁说了算数。”
梁处长担忧地说：“这也不一定啊。毕竟黄省长不是分管文卫的。官场上的人一般不会去插手别人分管的事情的。”
老主任说：“你说的只是一个方面，领导做事情是很讲方法的，黄省长肯定会采用比较巧妙的方式把自己的意图告诉给何省长的。这些事情我们就不要管了。小冯，你也不需要再担心我们省内领导的态度了，我看问题不大。呵呵！刚才小梁来之前我们不是在讨论中国人奴性的问题吗？其实我们的官场也是一个奴性的官场。”
我不以为然，“呵呵”地笑道：“老主任，我们不谈这个了。还是谈具体的工作吧。老主任，对不起啊，我觉得您可能把有些问题给放大了，其实我们的现实没有那么严重的。”
他即刻瞪了我一眼，“小冯，你这样说的话我还非得说说这个问题呢。以前我在位的时候不敢说，现在无所谓了。我工作了几十年，自信自己在看人、看事上还是比较清楚的。其实这些东西你们也知道，只不过不愿意、也不敢说罢了。但是你们年轻人应该了解，这样或许对你们今后有帮助。”
我不禁在心里苦笑：得，这下好了，反倒把他的谈性给激发出来了。我只好说道：“行，您说来我们听听。”
梁处长说：“老主任以前在单位里面还是经常说这样的事情的，不过都只是简单地在说。但是大家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。”
老主任去看着他，顿时就笑了，“小冯，你看看，这就是表现啊。作为省招办的处长，他绝不会也绝不敢在我们面前说出相反的意见来。这就如同小冯你不敢在省领导面前说出你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一样。这很正常。不过要深层次地去研究这个问题的话还是很有意思的。”
他这样一讲我还真的有兴趣了，“那您说来我们听听。”
老主任笑着说道：“我们中国人的奴性极重，这似乎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。但到底什么是奴性，奴性的本质是什么呢？人们如果遇到一个奴性很强的人，都会识别出这个人很奴性，但让人们说出到底什么是奴性的本质，我估计能用简炼的语言说出来的人不会很多。所谓奴性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奴隶的特性。那么什么是奴隶的特性呢？他们都有一个主子，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主子的旨意。这种简单的奴隶、主子划分只抓住奴性的一半特性。这把奴性归结于一个阶级特性，只有奴隶才可能有奴性，奴隶主没有奴性。这其实是不对的，因为奴性是一种思想状态，它不随地位的变化而变化，一个奴性的人，当其变成了主子后，他仍然是一个奴性的人。那么什么是奴性呢？我对奴性的归纳就是：无条件地服从力量比自己强大的强势方。当奴性的人变成了主子，他同样要求弱势方无条件地服从自己，所以他仍然具有奴性。中国有四个字精确地描述奴性：欺软怕硬。
奴性在社会范畴流行就形成了一种奴性文化，这种文化我称之为暴力宗教。我为什么管它叫宗教呢？宗教无非是教人对错概念。不管是什么宗教，它都告诉人们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在利益冲突中对得到利益，错失去利益。整个社会不能容忍错的事情，当人们看到错的事情，整个社会群起而攻之！那么什么是暴力宗教呢？在暴力宗教下，强大就是对，弱小就是错，在利益冲突中，强大得到利益，弱小失去利益。整个社会不能容忍弱小，当人们看到弱小者，整个社会群起而攻之。
这种暴力宗教下的社会现象被鲁迅的《阿Q》描写的栩栩如生。也基本是当今的社会形态。暴力宗教是奴性文化的基础。但如果回头看看，什么是暴力宗教呢？那不就是猴子的信仰吗？猴子是典型的没有对错概念的暴力信仰者；力量的强大就是对，没有力量就是错！力量强大者拥有全部母猴子，力量薄弱者，边上玩儿去，干点给猴王抓虱子，抚摸一下猴王的后背等溜须拍马行为。每当猴王争夺大战时，自己觉得自己有希望的猴子凶相毕露，拼命地大战一场，试图杀死猴王。其他自认为没有能力争猴王的猴子，远远地蹲在石头上看热闹。猴群一旦政变成功，新猴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屠杀所有老猴王的小猴子。这是多么像中国的改朝换代呀。
中国人的社会现象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猴群的行为极其地相像。所以暴力宗教说白了就是猴性宗教。而西方的启蒙运动对塑造西方人性格上起了很大的作用。也许，但西方启蒙运动说白了无非就是搞明白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一个动物社会最原始的对错就是暴力上的对错，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一个意识形态来产生另一套辨别对错的系统，那么这个社会必然走向猴子社会。
而中国恰恰是没有这个意识形态。我们没有一个对对错概念的绝对信仰。我们只相信暴力，赢者通吃是我们的唯一信仰，这就是暴力宗教，也就是猴子宗教。作为中国人奴性的一大特征，说到底就是中国人怕争这个事实。为什么中国人怕争呢？在一个没有对错的文化下，在一个信仰暴力的文化中，争意味这什么呢？争意味着力量的比较，力量强大者就是对，赢者通吃全部利益，常常包括输者的生命！在这种文化下，你如果已经看到自己的力量远不如对方，你还争什么呢？你再争下去，自己的生命都将搭进去。只有当你看到自己差不多时，你才会产生争的念头。且一旦你想到争，你立即就想到了杀。而迅速致对方与死地才是最正确的争。
那么西方人的争是什么回事呢？西方人有另一套对错系统，按照这套对错系统，人们产生了争的规则。满足规则的争是对的争，不满足规则的争是错的争。错了的争将把利益归还给对了的一方。这就是西方人的游戏规则，这就是西方人的法律概念。所谓法律说白了就是一整套对错系统，它在争的过程中用于判断对错，由此来解决争的结果。这就是西方人的竞争概念。在这种争的概念下，你不去争，你的利益等于零。你去争，也许你不会赢，但你也不丢失什么。绝不可能出现你把命搭进去的情况。所以西方人人去争。中国人害怕去争，因为中国没有对错概念，力量大的一方通吃所有。弱势方如果胆敢挑战强势方，他将冒着丧失生命的危险。所以中国的弱势方不敢去争，这就形成了中国人的奴性。
而西方人的争是在规则下的争，这个规则定义了对错概念。满足规则就是对，违背规则就是错，一旦证明你违背规则，你争得的利益全部归还，白忙活。在这种文化下，人们不怕争，争只能给参与争的人们带来额外的好处，不会带来坏处，争的结果再差也比不争强。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人性上没有本质的差别，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精心计算。差别只是在于争的规则，西方人有规则，中国人没有规则，所以西方人不管自己多么弱都敢去争，而中国弱者是绝对不敢去争的，因为可能丧命。如果有人认为敢争是西方人的天性，而中国人天生就是奴才。”
梁处长听了后说：“老主任，您这话……呵呵！我觉得听起来怎么这么刺耳呢？好像不是这样的吧？”
老主任顿时就笑了，“小冯，你看，他开始不赞同我的意见了。这就是进步嘛。假如我心里因为他对我的观点不赞同而生气的话，这就说明我也是造成下属奴性化的罪魁祸首。”
我这下子才明白了他说那番话的目的了，“谢谢老主任的提醒，今后我一定多听下属的意见和建议。也多听您的意见。”
他笑着对我说道：“小冯，你很聪明。看来我回来帮你的决定是正确的了。”
我笑道：“既然您对我和梁处长都看好，那我们就开始研究可行性报告的问题吧。您在这方面是专家，您先谈谈您个人的看法，然后我们再一起补充、完善好这份报告。”
老主任点头道：“来吧。我们开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