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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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整整三个小时,乞丐母女经常出现的地段,只有一位形单影只的乞丐男孩。记者和新华社的同行一样,非常希望尽快找到这乞丐母女,以给他们提供帮助,报道见报后,记者不但接到很多热心读者打来电话,还接到许多同行打来的电话,法制日报社一位记者打来电话,表示非常愿意给乞丐母女提供法律上援助,一无所有被丈夫赶出了家门,流落街头母女双双被强奸,上医院打胎被拒绝。

    这一切都可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。妇联:妥善安置她们市妇联妇女儿童维权中心权益部高部长,一看到报道,非常气愤,尽管周玉玲一家是丰城人,按规定属于省妇联管,但高部长表示,她们非常愿意配合各单位部门的工作,妥善解决周玉玲一家的问题。

    六月十一日,记者来到省妇联,省妇联办公室的副主任李素瑾、妇女儿童维权中心的权益部部长李桂菁都明确表示,我们有权力有义务送她们回家,找到周玉玲了解清楚她们的情况之后,将她们送回身份证所在地,要求当地政府好好安置她们一家。

    如果需要报案,我们将会同各相关单位,力求完善安置好周玉玲一家。李素瑾主任还对记者说:“找到周玉玲后,立即通知她。”

    刚到南昌来做生意的罗女士看到本报的报道之后,立即给本报打电话,她先是声谴了强暴乞丐母女丧尽天良的行为,然后询问了周玉玲一家现状,最后表示她愿意每个月资助周玉玲一家几百元钱,刘先生:提供一栋两层楼的房子

    安义县的刘先生是位公务员,他看到报道后想的第一件事就是:该给周玉玲一家什么帮助?目前而言,帮助周玉玲母女逃脱身体的蹂躏和摧残是最紧要的。因此他打电话给本报,愿意把乡里一栋独门独院的两层楼的新房子,长期给周玉玲一家居住。

    本报记者:乞丐母女哪里去了?每接到一个愿意提供帮助的热心读者的电话,记者的心里就泛起阵阵感动,记者非常想把这一切马上告诉周玉玲,可是她们哪里去了?10日晚上采访时,有人说可能是被收容所的带走了。

    也有人说街上突然一个要饭都不见了,也许是被警察撵走了,还有人说,她们也许回丰城去了,那天,记者走时,曾对周玉玲说了这样一句话:“我不是只想写篇报道就了事,我想帮助你,后天11号晚上,我还是到百货大楼这一带来找你,这几天你不要乱走,好吗?”

    周玉玲点点头,应一声好。10日晚上,没有见到周玉玲,约好的11日晚上能见到周玉玲吗?倘若见不到她们,记者将全力寻找她们!“你们昨晚到哪里去了?我们找了你们好久。”

    这是6月11晚记者见到乞丐母女说的第一句话,同时脑袋里滑过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一个画面,代课老师魏敏芝,在镜头前泪流满面:张慧科,你到哪里去了嘛?记者的心里酸涩得紧。乞丐女儿抬起头说:“昨天傍晚下好大的雨,妈妈身体不舒服,没出来,”

    “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,有很多人愿意帮助你们,其中有一个女士愿意每个月资助你们几百元钱,一位安义的先生愿意把一栋两层楼新房子无限期借给你们居住,你们愿意吗?”

    “当然愿意,”从来没有直视过记者眼睛的乞丐妈妈拉直了脖子看着记者“这还有不愿意的?”

    按照事先的约定,记者拨通了新华社、法制日报、省电视台等同行的电话,本报的热心读者罗女士在接到电话后立马打的赶来。

    现场聚集了上百名围观的群众,几个拿着11号的都市消息报的读者,看一眼报纸,再看一眼周玉玲,点点头,扔下一把硬币。各媒体同行陆续赶到,手忙脚乱的记者向他们介绍周玉玲一家的情况。

    一时间,摄像机、照相机灯光闪烁,各媒体记者你一句我一句接连发问,一些不明真相的围观者大放厥词:“都好几年了,天天躺在街上要钱,身上又脏又臭,早就该抓起来曝光。超生游击队,罚款。”

    见此情景,记者又做起了解释工作。听到记者解释,大部分围观者都对周玉玲表示同情。一个负责此路段清洁工作的保洁员,将记者拉到一边几乎是用责怪的口吻对记者说:“她们都来五六年了,你们怎么现在才来?”

    “是啊,都五六年了,你们天天看着为什么不给我们打电话?”记者反问保洁员,保洁员的嘴角一翘“我们扫地的又不知道你们的电话,不过,你们来了我们也高兴,解决了她们的问题,就减少了我们很多工作,她们很会制造垃圾。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,其它媒体同行提议去周玉玲火车站居住的地方看看。

    为更真实地了解周玉玲一家的生活,十余名记者和周玉玲一家等2路公交车。省台的记者正在认真拍摄周玉玲一家等车时的表情,忽然,6月10晚上,中山路东口那位惟一的乞丐小男孩挤到记者面前说:“阿姨,我婆婆被人杀死了。”

    小男孩一句话把大家吓一跳。据小男孩自我介绍,小男孩名叫谢晓栋(化名),景德镇人,今年9岁,6岁时父母离异都不肯要他,一个好心的婆婆收养了他。

    2002年10月,谢晓栋的婆婆因房产纠纷被抓去派出所询问,从派出所出来后,身体一直很好的婆婆突然出现昏迷,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

    谢晓栋认为婆婆是被人害死的,用烟盒写下冤情几个月来四处乞讨,希望能有一个“当官的”看到的他“状子”为婆婆申冤。

    20多天前,他又来到南昌,6月7日,有一位阿姨和一位警官看了他的状子,带他到省高级人民法院递“状子”

    兴奋的谢晓桥、在烟盒纸下写2003年6月7日,最难忘的一天、人权的一天、生存的一天,在此祝好人长寿、好官一生平安。记者问他为什么会选择我说那番话,谢晓栋说看到记者在帮助她们(周玉玲一家),觉得记者也能帮助他。

    记者非常感动,要谢晓栋跟记者先到周玉玲家,然后再安排他。热心而正义的省电台的记者,在听到谢晓栋的遭遇之后,要求谢晓桥先住到省广电招待所,等把周玉玲一家的安排妥善,再解决谢晓栋的事。

    公交车上,周玉玲一家表情平淡,虽然有那么多人在关心她们,在帮她们解决问题,但是她们脸上没有明显的喜悦,是不是一个人在苦水泡久了,牵动开心表情的肌肉就僵硬了?谢晓栋完全不一样。

    他思维敏锐,满脸愉悦,从他透亮的目光中看到一种叫希望的神采。在车站下车后,一行人跟着周玉玲一家穿过一个地下通道、爬上一条小路、拐进一个泥泞巷子、走过一段铁轨弯来拐去,最后进了一个狭长危房似的院子,潮湿的木板楼散发着浓浓的霉味。

    周玉玲就住在二楼的一个单间,十几个记者刚走上楼梯,就听见走在前面的记者喊:“分批上,分批上,楼道承受不住会蹋掉”

    记者此时已经上了二楼的楼道,感觉脚下像地震一样晃荡得厉害,小腿本能地发软,记者立即挥手示意后面的同行等会儿再上。

    走进周玉玲每月80元租来的屋子,一股掺杂着尿躁昧的发霉的空气像毛毛虫一样漫延全身,露出来的手臂钻出一片鸡皮疙瘩。

    屋子两侧挂着捡来的上百件花花绿绿的衣服,将长形的屋子推向压抑的空间。脚底的木板踩上去没有木质的舒适,倒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松软,仿佛随时可能一脚踩穿木板。

    本报的热心读者罗女士双臂交叉搓揉了一下寒毛竖立的手臂,走到周玉玲身边,拿出三百元钱说:“我今天先给你三百元钱,以后我们还会帮助你做点小生意,长期靠别人救济不能解决问题,最重要的是自力更生,开始阶段,我会资助你,解决你的基本的生活问题。”

    罗女士还问周玉玲的大女儿愿不愿意边学技术边工作,并劝她把孩子打掉,找医生、打胎的钱都不用她操心。

    周玉玲也劝女儿把孩子打掉找一份稳定工作,也不知女孩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,说打胎非常危险,不愿意去做人流。

    罗女士说她改天再给女孩做思想工作,罗女士名叫罗丽招,是洁利来感应设备有限公司江西办公处的负责人,家境一般。

    但非常热心,极富同情心,不忍心看着别人受苦。她女儿也非常支持她帮助周家母女。5月份,正是非典肆虐的时候,罗丽招还向sos儿童村捐赠价值近两万元的感应设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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