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◇对日外交的一张王牌（第1页）

同晚清政府、北洋政府一样，对日外交也是国民党政府最棘手的问题。张群作为蒋介石的最高幕僚，在对日外交问题上肩负着特殊的使命，也是对日外交的主要参与者。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，曾于9月底东渡日本，随行人员便有张群。蒋介石在日本期间，与张群等人广泛结交、会见日本朝野，并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等密谈，拜谒日本黑龙会的头山满，为东山再起捞资本。蒋介石回国后，张群暂留日本继续活动。

1928年初，蒋介石重新上台，张群从此成为国民党外交的实际主持人。从1927到1947年抗战全面爆发的20年间，日本侵略者野心勃勃，时时不忘侵略扩张，处处挑起事端。张群坚定不移地执行着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卖国的外交政策。此间，张群与日本交涉的第一件大事便是1928年发生的“济南惨案”。

1928年初，国民党军队进行对张作霖的“二次北伐”，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。北伐军进军济南时，日方反应强烈，于5月出兵济南，对济南居民和进驻济南的北伐军人进行大肆屠杀。北伐军在蒋介石的妥协政策下毫无反抗，以致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被扣押18小时，外交特派员蔡公时被割去耳、鼻、舌，挖去眼睛后，与其他外交人员共16人一起被杀害。张群与日方参谋部第三部长松井石根谈判，松井石根等人嚣张至极，谈判毫无结果。到11月，济南军民被杀被伤者人数已达6万左右。

在此种情况下，蒋介石采取屈辱退让、忍辱负重的对策，命令北伐军部队撤出济南，绕道北上。结果北伐军眼睁睁看着中国民众任日寇宰割，一枪未发便撤退了。最后张群与新任外交部长王正延与日方谈判，达成协议，宣布“济南之不幸事件既往不咎”。这是张群第一次主持对日谈判——卖国求和。

“二次北伐”结束后，为和日本修好，张群再次奉命赴日，与日本首相田中会谈，向日本介绍中国国内政局，希望日本在中国东北问题上保持友好态度，对国民党南京当局的统一事业不要加以阻难。

九一八事变后，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空前高涨，张群作为上海市长，采取的是消弭和扼杀人民的抗日热情，抵制人民的抗日运动，“尽力消弭淞沪地区人民反日行动，不使扩大为全面之冲突”。认为中国困于贫弱和内战，无力单独抗击日本。中国内部尚未统一，国力尚未充实，对日关系不宜破裂。这种举动和主张自然符合蒋介石的对日妥协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对策，但却遭到上海人民的强烈反对，为此张群被迫辞去上海市长一职。

1932年初，蒋介石正集中力量在南方对红军大肆“围剿”，为应付北方局势，任命张群为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、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，协助张学良策划北方军政大计，主持对日交涉。张群不负蒋介石厚望，在一系列的对日交涉中，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。长城抗战爆发后，在黄郛受命北上与日军交涉中，张群多方协助，终于促使丧权辱国的《塘沽协定》顺利签订。接着，《何梅协定》、《大滩会议纪要》、《秦土协定》等卖国协定一个个地签订，对日妥协活动被推向一个新高潮。

1935年，张群出任外交部长后，一改汪精卫为行政院长时对日敬而远之不直接谈判的外交政策，秉承时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的旨意，主动与日本谈判以求全面调整中日关系。此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，日方得寸进尺，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，经济蚕食，浪人走私，支持汉奸暴动，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等，严重威胁了国民党的统治，也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。一二·九运动爆发后，使抗日民主运动空前高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发生变化，中日之间长期进行的外交谈判发生新动向。

日本政府从1935年11月开始，向中国方面提出了“广田三原则”。蒋介石起初表示可以原则上接受，随后态度日趋强硬，遂使谈判僵持无果。张群针对日本驻华大使川越口头提出的超过“二十一”条的七项强硬无理要求，提出中国希望调整两国关系的五点希望。要点为：取消《塘沽协定》与《上海停战协定》；解散冀东伪政权；停止华北自由飞行，停止走私及恢复中国方面被取缔的自由，解散察东及绥远北部伪军。这些针对日本的无理要求而提出的反要求，日方显然不能接受，谈判至《西安事变》前破裂。

在近一年的谈判中，张群作为中方代表先后八次与日方代表会谈，一改以往对日一味妥协退让的态度，维护了中国主权。

1937年1月日本驻华使馆秘书、武官奉调回国前，前往谒见张群并辞行，张群对其明确指出：“日本之对华态度影响甚巨，故我国方面决定由外交途径进行调整，而同时在其他方面又不能放弃抗日之准备。”

抗战爆发后，在讨论与日本的和战方针问题的庐山谈话会上，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认为：“中国武器不如日本，若开战，七日之内必亡国。”亲英美的孔祥熙则主张，“抗战不如参战，参战不如观战”，张群则提出了“和必乱，战必败，败而后和，和而后安”的“十四字真言”，被蒋介石奉为“国策”。这一充满失败主义论调的基本政策，在实际中被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政策所体现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上海于1937年11月沦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，南京陷入危急之中。此时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，张群即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谈判。但此间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，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。在这一背景下，日本代表态度越来越强硬，要价越来越高，谈判最终破裂。

1938年1月中日两国同时召回大使，双方绝交。此后，中国方面除了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汉奸集团和日寇勾结外，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的外交处于停滞状态。抗战胜利后，中国政府参加了由美、苏、英、加等国组成的对战败国家实施管制的远东委员会，中日两国亦重新开始了外交往来，张群再度成为蒋介石的特别代表，于1948年又一次到台前主持对日外交，直至败逃台湾后年迈“退休为止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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