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◇出任高级要员影响中枢（第1页）

在1932至1933年间，蒋介石经常到武大约请王世杰为其讲学。王世杰学贯中西，知识渊博，深为蒋介石所赏识。蒋介石拟请其出任外交部部长，王世杰对此婉言拒绝：“我已下定决心，创建武大，立志办教育，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。”蒋介石又说：“你既立志办教育，那我就请你办全国的教育，当个教育部长，这不比只办一个武汉大学，更能发挥你的特长，多做贡献吗？”话已至此，王世杰便无法推辞了。1933年4月21日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任命王世杰为教育部部长，此后，王世杰便步入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。

王世杰任教育部长5年，对全国的教育采取了一系列整顿措施。一、确定了各国立学校的教育经费问题；二、严格订立了考核标准，对于不达标的学校进行整改，并颇得成效。当时停办了上海二十几所不达标的学校；三、加强推行了国语的标点符号，促进了国语的统一运动；四、提倡了科学、医药、艺术及体育等专门教育，使国内学校多学科的发展；五、为了保护学校的资源，早在七七事变以前，就密令稳中有降，由各大学作内迁的准备，并帮助各学校内迁，减轻了各学校的损失，使得学校内迁后迅速地复课；六、督导故宫博物院将珍贵文物内迁，使得文物得以保全无损。

西安事变后，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，蒋介石于1938年设立军事参事室，任命王世杰为参事室主任。这是一个名小而权大的官职，其办公处设在重庆桂花街一个小院里，虽然下面只设了六七个参事和四五个专员，但它却无事不管。有关国共关系、外交、财经、工业化、战后复员等重大问题，一般都要让参事室——智囊团出谋划策，虽然并不是所有解决方案都能被采纳，但它对蒋介石的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。而且在蒋介石每周举行的讨论国际发展趋势和中外关系的会议上，王世杰经常就外交部所处理的问题向蒋介石提出建议。

根据顾维钧的回忆，王世杰最低调，是一位很谨慎很认真的人，虽然当时他的外交经验不足，但是他能深切地理解蒋介石对所有外交政策的看法，每当出现争论时，他都能提出建议，而且总是能迎合蒋介石的意图，因此颇受蒋介石的赏识。

同年6月，有国共和其他各方人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成立，王世杰兼任该会秘书长，开始负担起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的联络与协调工作。7月，蒋介石指派王世杰组建中央党政训练班，简称中央训练团，蒋介石任团长，王世杰任总教官。历时5年，训练班开办31期，受训学员达23000之多，培训了大量的专门人才。

抗战时期王世杰两度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，坚决主张联合英美对日抗战到底，同时和苏联密切联系。他还一度出任中央设计局首任秘书长。这是一个广泛罗志专家、学者的机构，曾提出战时党政军3年建设计划及西北10年建设计划，战后5年国防及经济计划等，费了不少心血。王世杰数年置身于最高决策圈，身兼数职。他以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才能，运筹帷幄，深得蒋介石赞赏和倚重。蒋介石曾赞扬他：才华出众，功劳赫赫。

抗战后期，国民党外交部长这一要职一直由宋子文兼任，但实际上宋子文只忙于对美外交。王世杰为主任委员，由于英属印度、缅甸已变成中国对外的主要道路，王世杰便分担了对英外交的重任，他曾任中英庚款董事、中英文化协会会长、中国留英学会会长，1943年他曾奉命担任访英团团长，向英国国会两院发表演讲及拜访丘吉尔首相。同年11月，王世杰又陪同蒋介石参加了开罗会议。

1945年6月，抗战胜利在即，但美、英、苏三国首脑罗斯福、丘吉尔、斯大林背着中国，签署了《雅尔塔协定》这一不合理条约。从6月30日到7月12日，以宋子文为团长的代表团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直接面谈6次。由于苏联实力强大，中国贫弱，向来是弱国无外交。斯大林以老大自居，老谋深算，茹柔吐刚，掂斤播两，既有商人的精明、贪婪，又有政客的霸道、奸诈，根本不给中方商谈余地。

7月，宋子文回国，他已对中苏会谈视为畏途，被迫辞去外交部长的兼职。30日，王世杰正式接任外交部长。8月初，宋子文与王世杰等人再次前往苏联，与斯大林等人先后会谈4次。8月14日，损害中国主权的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》及相关协定换文签字，从此，外蒙在脱离中国统治20余年的基础上，正式独立。而中方签字的人便是王世杰，这一介书生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。

但应该说明的是，王世杰与宋子文对此《条约》持强烈反对意见，但他们的意见对斯大林毫无作用，斯大林对中方为维护国家主权的争辩根本不予理睬。在斯大林看来，请中国来苏联谈判不过形式而已。签订此《条约》，是斯大林、苏联，对中国主权、利益的强行索取，是地道的霸权主义行径。在苏联的惨败，宋子文、王世杰等人根本无力回天，因为这不是简单的外交事件，而是国家、实力、地位的较量。

在抗战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最后阶段，蒋介石为赢得全面内战的时间，委派王世杰和张治中赴西安与中共和谈。历时4个多月，一连5次与中共代表进行和谈，均无满意结果。蒋介石为了欺骗人民，赢得内战准备时间，一连3次打电报，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谈国内和平问题。1945年8月，为了戳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，毛泽东不顾个人生命安危来到重庆，终于达成了《双十协定》的签字，王世杰为国民党方签字成员之一。根据《双十协定》，中共在一周后将浙江、苏南、皖南等8个解放区的人民军队，撤到长江以北，但蒋介石并没打算执行《双十协定》，在签字第3天便下达了所谓“剿匪”密令，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，内战全面爆发了，王世杰吁天长叹，却无力回天。

王世杰之所以反对内战，因为他是一位醉心政党政治的学术权威，他不主张消灭“异党”，而是强调以“选票”而不是武力来解决问题，因此他又鼓吹“军队国家化”，并反对中共的“武装割据”。蒋介石的《中国之命运》发表后，曾规定大小官员都要写一篇“读后感”，王世杰先是请了一位参事替他写，那位参事洋洋洒洒写了数千言，结果被王世杰一笔勾掉，自己另写了“君子不念旧恶”6字交卷，这6个字实际上暗示了他对共产党的态度。

1946年11月4日，王世杰又代表南京国民政府，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签订了《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》（简称《中美商约》），这一署名签字，再次为他换来唾弃和谴责。

从表面上看，“商约”双方享有对等权利，但中国生产落后，远洋运输不发达，“商约”中应享受的权利均无法实现，形成了美国单方面享有在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和思想文化的特权的事实。因此，“商约”缔结后，受到中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，王世杰因此大受谴责。王世杰曾竭力辩解说这个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，对我国战后建设十分有利，这一说法更激起质询者的强烈指责。其中刘健群甚至指着王世杰的鼻子喝道：“我俩来订个条约好不好？你在我家吃午饭，我在你家吃晚饭，‘平等互惠’；但我刘健群比你块头大，胃口也大，午饭你吃我一碗，晚饭我吃你三碗，每天赚你两碗，这样的平等条约，你敢签订吗？”

而事实上，《中美商约》是宋子文、宋美龄兄妹定案，蒋介石支持签订的。如果说“商约”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，遭受谴责的也不应是王世杰，王世杰不过是代人受过而已。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王世杰在国民党内部的艰难处境。他虽然是参加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元老，但以学者参政，置身于各派系之外，因此，他虽一再任中宣部长，却不是中央常委。不过，王世杰当时对《中美商约》的态度，是站在国民党亲美派的立场上，他确实认为“对战后建设有利”。他宴请立法院立法委员时，仍然强调“这是一次‘闭关自守’与‘门户开放’的论争”。而后来也有人认为，国民党在台湾，由摇摇欲坠到经济起飞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《中美商约》之赐。

1948年12月，国共战场上形势已然明朗，国民党败局已定。蒋介石宣布下野，王世杰亦辞去政务委员及外交部长之职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，王世杰随同蒋介石逃到台湾，从此开始了后半生远离故土漂零孤岛的生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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